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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视恶邻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的对决

发布时间:2021-01-11 17:18:44 阅读: 来源:剪切机厂家

直视恶邻: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的对决

导读:早在清初,思想家颜元就痛陈道:“无事袖手谈心性,临危一死报君王,即为上品矣!”文弱,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最大的差别之一。日本“读书人”居然身佩双剑,曾经给来访的大清学者们极大的震撼。

一个“日奸”的启示

1863年5月10日傍晚,马关海峡。

日本长州藩军舰庚申丸、癸亥丸向美国轮船“彭布罗克号”(Pembroke)发起突然进攻,掀开了日本式“义和团”运动的序幕。此时,距离日本在美国武力下被迫开国正好十年整。

十年来,这场被动的“改革开放”,造成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极大混乱,以批判幕府开国政策为主的“攘夷派”,结合以孝明天皇为首的朝廷,对幕府发起挑战,“尊王攘夷”(日本式的“扶清灭洋”)运动风起云涌。攘夷派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逐渐占据上风,迫使幕府宣布攘夷,攘夷派占主流的长州藩便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。

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并未引起国人的重视,却成为日本的畅销书。

马关炮响后两天,5月12日的深夜,五名年轻人受长州藩藩主密令,在横滨躲过了幕府官吏的检查,悄悄登上了怡和洋行的商船基鲁雪基号,转道上海前往欧洲秘密留学并考察。

大上海的繁华令这些第一次出国的日本青年大惊失色,动摇了他们的攘夷观念。他们看着如此众多的“洋船”,感慨到:“这些船一旦都闯进日本来,究竟日本该怎么做才好呢?攘夷吗?那不可能!”

这群年轻人中,就有后来著名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。

就在这些年轻人徜徉于繁华的伦敦,醉心学习英语和西方技术的同时,他们的家乡正在遭受着剧烈的变化。

日本长期的锁国政策,最终激怒了在日本有着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。1864年,英国驻日公使阿尔托克提议,与法国、荷兰及美国联合采取军事行动。“四国联军”很快组织了十七艘军舰,准备大举进攻长州。

身在英国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得知消息,深为国内局势担忧,认为日本要与四国抗衡,绝对是以卵击石。他们遂决议返回日本,试图运用自己与英国和藩主的联系管道,既阻止攘夷这样的“义和团行动”,也阻止“四国联军”的军事行动。

伊藤和井上两名“日奸”的游说最终失败,“四国联军”发起强攻,长州藩大败,被迫签订城下之约,拆除下关的炮台及赔偿三百万元。

但在这场战斗中遭受惨败的长州藩,与败在英军手下的萨摩藩一样,痛定思痛,转而亲近英国,实行全面改革开放,随后成为倒幕运动的主力。而被“爱国志士们”追杀的“卖国贼”伊藤和井上,也随后成为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,推动了日本帝国的扩张,自己又被朝鲜和中国的“爱国志士们”视为最凶恶的敌人,伊藤最后更是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身亡。

而更为吊诡的是,在伊藤和井上留学英国之前,作为坚定的尊王攘夷派,他们甚至还多次策划了针对外国公使的刺杀计划,包括纵火焚烧法国使馆。

从不惜暗杀的“义和团”,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“卖国贼”,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,伊藤和井上的跌宕心路,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。在这个心路历程中,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,顺应潮流,放下身段,改变了自身。

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签署《马关条约》。

日本文化的综合性和杂交性,令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中国士大夫那种优越感,所以在承认差距、改变自身方面,他们相当的痛快和彻底。几乎在西方文明传入的同时,他们就认为日本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,而且在国家制度、人民的独立自主精神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距。这种认识,推动了日本引入更彻底的君主立宪制,实现更为根本的改革。

而类似的“变脸”功夫却在中国罕见。即使早在1840年就开始遭受“夷狄”的侵凌,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(士大夫)却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前,甚至都没能形成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。魏源“睁眼看世界”的《圣武记》和《海国图志》,相当长的时间内是“墙里开花墙外香”,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受欢迎。吉田松阴曾手抄《海国图志》,奉为至宝,而其师佐久间象山更是直称魏源“真可谓海外同志矣”,而在中国,《海国图志》却迅速地绝版了。

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,《海国图志》这种书显然是多余的,中国的落后,无非是在“船坚炮利”等物质文明方面,而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,“政教礼仪超乎万国之上”,自己并不需要“变脸”。

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,就这样开始了悄悄地分道扬镳。

崇文与尚武

那支在对抗“四国联军”中诞生的“奇兵队”,随后也成为倒幕战争的主力,被称为日本第一支近代化军队。这支军队的缔造者高杉晋作,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知识分子,阳寿虽短(28岁),却在日本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。

高杉晋作幼读私塾,精通剑术,并在“军舰教授所”学习航海术,大力提倡西学。就在长州攘夷运动前一年(1862年),幕府派出商船“千岁丸”,前往上海进行贸易,高杉晋作随船前往。

在上海期间,高杉晋作深入了解中国情况,大量购买西学书籍,就是他发现了《海国图志》居然在清国绝版,并为此深感不解与遗憾。

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,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,即将进入“同治中兴”,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,轻易地看透了中国的内在问题。他们触及到了一个相当严峻的事实:中国社会、尤其知识分子们有着病态的“崇文抑武”。

早在清初,思想家颜元就痛陈道:“无事袖手谈心性,临危一死报君王,即为上品矣!”

文弱,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最大的差别之一。

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弱,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始于宋代。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,基于五代时期“枪杆子出政权”的乱象,一方面“杯酒释兵权”,另一方面“以文臣知州事”,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,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。

其实,早在宋代之前的盛唐,当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进士们“缀行而出”时,很自得地说了句大实话:“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!”深刻地昭示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命运。我们甚至还可以推溯到更早,在“六王毕、四海一”的秦始皇年代,赢政大帝借着新政权的专政威力,干脆把天下利器尽行收缴,邻里乡亲不仅在法律上连坐,在生活上也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,真正亲如一家人。梁启超更将此概括为“一人为刚万夫柔”。

同样作为牧民之术的科举,在政治技巧方面,显然比始皇帝收菜刀要更有技术含量。“万人争过独木桥”,不仅为磨折精英阶级的棱角提供了砂轮,也为廉价赎买知识分子提供了硬通货,用 “给出路”的方式换取了忠诚,并建立了对权力和利益共享的默契。

甲午战争期间,大量西方记者跟随日军采访,他们惊讶地看到貌似强大的清军居然如此羸弱。

虽然拜洋务运动的开放成果,清军精锐部队淮军的武器装备甚至强过日军,但依然战斗力低下,而且军纪极其败坏,几乎没有后勤供应,“中国皇帝好像忘了士兵们要吃军粮、发军饷”。一些西方报道说因为清军实在纪律太差,扰民太甚,朝鲜人将日军当做解放者来欢迎。西方记者也马上看出了门道,Good iron is not beaten into nails; good men are not made into soldiers(“好铁不打钉、好男不当兵”)便成为当年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中国成语之一。作为社会精英和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,则被有意识地导引到了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的“彀中”了。

日本的知识分子就似乎没有这么好的行情,他们缺少像中国皇帝那样的大主顾,可以对士人进行“统购统销”,因而还是不脱“野蛮”,保持了尚武的旧习,即使在很想学学中国老大哥建立中央集权的德川幕府眼中,“左文右武,古之法也,不可不兼备矣”。日本“读书人”居然身佩双剑,曾经给来访的大清学者们极大的震撼。

“崇文”与“尚武”的分歧,造成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巨大差异。同样被西方的“船坚炮利”所震撼,中国甚至比日本更早地获得了制造西式枪炮的人才和技术,但却严加控制,担心被“盗贼”所用,继续秉承秦始皇收菜刀的光荣传统。而在日本,只因为葡萄牙人“带来了火枪”,人们就“怀着感激的心情虔诚迎接”(英国史学家萨索姆),日本的知识分子甚至全身心地参与到西式武器的研制中, 枪支和火药的制作方法传入日本后仅十二三年,日本全国已有万支步枪。书生研究杀人利器,而且“枪支泛滥”,这在全面禁止民间持有武器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,而日本学者却坚信这直接或间接帮助“民众知识分子们”提高了“开始觉醒的现实主义、客观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的知性道理的精神”。

在西方压迫下率先觉醒的日本知识分子,将民族救亡作为首要目标,兵学因此成为显学。他们面前既没有金榜提名的胡萝卜,后面也没有莫谈国事的大棒子,加上明治维新前后大量武士转变为知识分子——包括前文说提到的伊藤、井上、高杉等都是武士出身,日本知识分子群体便具有了浓烈的阳刚气息。

甲午战争期间,日本出了不少“儒将”,不仅能打仗、打胜仗,而且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汉诗,写起中文告示来也能把自己堂皇地包装为仁义之师,忽悠水准丝毫不亚于中国的刀笔吏。

与中国同道的“妇女态”不同,日本知识分子的“尚武”精神,不仅体现在战场上,也体现在内政上。明治维新前后,日本知识分子开始享有很高的自由度,政党政治开始建立,言论自由得到基本保障,报刊空前繁荣,他们可以自由地批判政府,思想交锋更是盛极一时,既有呼吁征服支那的国家主义呐喊,也有重视民生的平民主义的呼唤,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就曾说:“没有‘居住与茅屋之中’的劳动人民的幸福,则‘绚烂之军备、辽阔之殖民地与强大之帝国’均无任何价值”(《将来之日本》)。

明治维新区别于中国洋务运动的特征,一在于实行了政治体制改革,建立了民众参与程度更高的君主立宪体制;另一个重要举措,就是大力推行了义务教育,全民“知识分子化”。国家的有限经费,在资助官员、贵族们出国考察外,更是大力推行基础教育。

这其实是一场具有日本特色的不流血的“阶级革命”,通过教育(当然还有其他改革)打通了不同阶级的隔膜,为中下阶级(尤其是中下武士阶层)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高社会地位提供了空间。

我们甚至可以说,自西南战争后,日本便只有外战而没有内战(或所谓的革命),一靠立宪制度提供了政治上的相对自由,及时释放了社会的积怨;二靠教育的普及提供了个人奋斗的阶梯。而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,更是大量被用于日本义务教育的普及,而不是兴建歌功颂德的“十大建筑”之类。

甲午战争期间的著名间谍学者荒尾精,曾撰写《兴亚策》,阐述了他的兴亚思想。在这篇给日本高层的上书中,他指出如果日本能掌握中国,“以其财力,养一百二十万以上之精兵,配备百艘以上的坚舰而绰绰有余。若再将日本的尚武精神与中国的尚文风气相融合,并行不悖,相辅而进,则东洋文明必将发扬于宇内,宣示亚洲雄风于四海”。

笔杆子的决战

中国第一代外交家郭嵩焘曾认为,在洋务方面,李鸿章“能见其大”,丁日昌“能致其精”,而沈葆桢“能尽其实”。身为福州船政大臣的沈葆桢,的确在提倡西学、实行洋务方面十分扎实细致。但对体力劳动的鄙视甚至渗透到他的管理中,尽管他十分注重科学技术,但多停留在书本学习上,他和他的团队很少深入到船舶设计和建造的第一线身体力行,科技的应用成为领班工长以下的“下等人”的工作。

与此相对应的是,在伊藤与井上等五名日本青年前往英国留学的三个多月航行途中,都要在帆船上干粗活,而当时伊藤病得甚至差点丧命。明治时期的另一位著名政治家青木周藏,在留学德国学习法律时,居然还涉猎医药、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乃至啤酒、纸币、地毯等的制作,动手能力很强。

是“君子动口不动手”,还是“该出手时就出手”,这成为两国知识分子乃至两国国家特性的分野。中日两个民族在甲午战争中的首次对决,不仅是军事PK,也是立宪制度与专制制度的PK,更是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PK。

实行了君主立宪的日本,虽然天皇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,但战争的发动还是更多地取决于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内阁。日本知识分子成为政权的核心力量,有足够的权力对全国资源进行动员和运用。

日本从执政团队到前线的中高级军官,几乎是清一色的“海龟”团队,即使没有留过洋的一些陆军将领,也都接受了良好的西方军事训练,受过近代教育。中国方面则从李鸿章开始,多是从未跨出过国门的“土鳖”,这导致双方在国际形象塑造上大相径庭。

甲午战争的海战战场,则成为双方新一代“海龟”将领的角斗场。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的不少军官,多有留洋的经验,有的甚至是同学或校友。同样的西方教育背景,同样的欧洲产铁甲军舰,同样的完全用英语进行的战场指挥,背后较量的就是军事之外的因素。北洋舰队之败,实在非战之罪也……

硝烟尚未散尽时,伊藤与李鸿章在马关开始谈判。在国家利权争夺外,双方也涉及了很广泛的话题。伊藤建议大清“必须对明于西学、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,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”,当他说这话的时候,他留英时期的好友罗丰禄、伍廷芳也正襟危坐在李鸿章侧后。当年的英伦同窗,如今一方贵为国家元首,另一方却还厕身幕僚。据说李鸿章对此亦深有同感,回国后奏请将罗、伍二人起用,分别出使英、美。但终其一身,二人与昔日同学伊藤在功业上终究难比。这种个人命运的差别,正是两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戏剧性对照。

甲午战争对日本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曾经的平民主义者全都在胜利、尤其是巨大的战争红利带来的激情中消失,国家主义成为日本主旋律。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,俄、法、德三国干涉还辽,竟然给了德富苏峰这样的民权主义者以“强权战胜公理的事实教育”,他在自传中说:“归还辽东一事,支配了我一生的命运,自从听到这一消息,我在精神上几乎与过去盘若两人,”从此自命为“帝国主义的急先锋”。

日本的军刀终于撕开了中国士大夫傲慢的外壳,甲午战争后,改革的浪潮在中国第一次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共识。但随后的改革,成为大清谷公知们登堂入室获取个人权位的工具,戊戌变法成为一场野心家的闹剧和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的流血悲剧。之后,知识分子再度大规模地卷入政争,而民间歇斯底里的反智情绪大爆发,则导致破坏力巨大的义和团运动。

中日两国的公知们自此分出了燕雀与鸿鹄,一个继续在王侯堂前辗转卖唱,一个则在高天云端振翅飞翔,他们之间越走越远了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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